婚姻法释义第三章家庭关系（20—25条）_

本条强调的是夫妻间扶养义务是相互的。夫妻相互扶养义务与夫妻地位平等是相适应的。在历史上，由于夫妻地位不平等，丈夫成为家庭的主导者，妻子实际上是其丈夫的附属品。基于妻对夫的人身依附关系，很多国家当时都规定了夫有扶养其妻的义务，妻是其夫的被扶养者。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事立法中，虽然强调天赋人权、权利平等，废除了夫权制度，但还没有完全体现夫妻权利地位的平等，如法国民法典一方面规定了夫妻负有相互忠实、帮助、求援的义务，但同时又规定了丈夫应当保护其妻子，丈夫负有接纳其妻子，并按照其财力和身份供给其妻生活上需要的义务。又如１８９６年德国民法典第１３６０条就规定，丈夫应当按照其社会地位、财产及收益能力扶养其妻。如丈夫不能扶养自己时，妻子应当按照其财产及收益地位给以与丈夫社会地位相当的扶养。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妇女在经济上逐渐获得独立，尤其是妇女解放运动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婚姻家庭立法上进行了全面调整，以夫妻权利地位平等取代了过去民法上维护夫权的规定，同时规定了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如法国民法典第215条规定，夫妻有共同生活的义务。１９７７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以前的规定修改为：配偶双方相互负有以与其劳动能力相当的扶养义务。但是在西方，有的国家仍未摆脱夫权的传统观念，如美国，甚至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法律上仍要求丈夫负有一项明确的、不能回避的义务，即按其经济能力扶养其妻及子女。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特别强调夫权的统治，奉行“夫为妻纲”，妻子处于无权地位，生活上完全受其丈夫的支配。在经济上，由于封闭的封建经济模式，男主外、女主内，妻子在经济上也从属于其丈夫，因此丈夫理所应当地负起扶养其妻子的义务。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和顽固，以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政治地位不强大，这种夫权制度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０年制定的婚姻法，确定了男女权利平等为婚姻法的基本原则。１９８０年婚姻法中进一步确认了男女权利平等为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在第十四条中规定了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本次修改婚姻法，也充分肯定了男女权利平等为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在本条中完全保留了１９８０年婚姻法第十四条规定。

根据本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的归属，如将其中的某项财产或收入，确定归一方所有或双方分别所有。根据本条的规定，夫妻互相扶养是法定的义务，也就是说，无论夫妻就财产的问题作出何约定，都不能免除法定的扶养义务。现实中，有的夫妻约定各自的工资或收入归各自所有，但这并不意味着，夫或妻只负担各自的生活费用而不承担扶养对方的义务，如当一方患有重病时，另一方仍有义务尽力照顾，并提供有关治疗费用。

抚养子女既是父母应尽的义务，也是子女应享有的权利。抚养是指父母抚育子女的成长，并为他们的生活、学习提供一定的物质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八条规定，父母应当依法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可见，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是无条件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免除；即使父母已经离婚，对未成年的子女仍应依法履行抚养的义务。对成年子女的抚养是有条件的，在成年子女没有劳动能力或出于某种原因不能维持生活时，父母也要根据需要和可能，负担其生活费用或给予一定的帮助。对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父母自愿给予经济帮助，法律并不干预。

父母对子女有教育义务。教育子女是家庭的一项重要职能，家庭教育对子女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父母子女间的亲密关系，为教育子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教育好子女是父母双方在法律上应尽的义务，也是社会道德的必然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父母有义务促进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把他们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家庭和国家、社会、学校一起对未成年人进行理想、道德、文化、纪律和法律教育，也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因此父母应当以健康的思想、品德和适当的方法教育未成年子女，引导他们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预防未成年子女吸烟、酗酒、流浪以及聚赌、吸毒等恶习。父母不但要对未成年子女从政治上、思想上关心教育，同时为子女，尤其是未成年子女的学习和受教育提供应有的物质条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父母必须使适龄的子女按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九条规定，父母应当尊重未成年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使适龄的未成年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不得使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子女辍学。那种对子女只抚养不教育，或者只顾眼前利益让子女“弃学务农”、“弃学从商”的做法，是不符合婚姻法的精神的，同时也是违反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应当注意的是，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是父母双方的共同义务和共同责任，而非一方的单方的义务和责任。即使夫妻离异，也不能免除该义务，这是现代各国几乎都确立的父母共同亲权的原则，这也是男女平等的体现。早期的民事立法几乎都片面地把亲权的行使交予父亲一方，剥夺了母亲一方对子女的亲权。１８０４年法国民法典第33条曾规定，父母在婚姻关系存续中，亲权由父单独行使之。１９７０年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第372条重新规定，父母在婚姻关系期间，共同行使亲权。从而确定了共同亲权的原则。日本在１９４８年修改民法时，在第818条中规定，亲权由父母共同行使之。我国的婚姻法从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出发，也规定了父母双方共同承担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和责任。如果父或母一方丧失抚养能力，如身患重病，完全丧失劳动或自理能力，可由另一方承担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和责任。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同时子女对父母也有赡养扶助义务。赡养是指子女在物质上和经济上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扶助则是指子女对父母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关心、帮助和照料。父母抚养教育了子女，也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民族培养了后代，他们理应得到社会和家庭的尊敬和照顾。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根据该规定，老年职工可以按照国家的规定领取退休金，没有亲属供养的老人可以享受国家和集体提供的福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也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健全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健康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在我国发展的现阶段，赡养老人还是家庭的一项重要职能。国家和社会对老年人的物质帮助，还不能完全取代家庭在这方面的作用。子女对父母履行赡养扶助义务，是对家庭和社会应尽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第十条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人。

一切有经济能力的子女，对丧失劳动能力，无法维持生活的父母，都应予以赡养。对不在一起生活的父母，应根据父母的实际生活需要和子女的负担能力，给付一定的赡养费用。赡养费用一般不低于子女本人或当地的普通生活水平，有两个以上子女的，可依据不同的经济条件,共同负担赡养费用。经济条件较好的子女应当自觉、主动地承担较大的责任。赡养人之间也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并征得老年人的同意。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赡养人所在单位监督协议的履行。

赡养人的义务具体还应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应当妥善安排老年人的住房，不得强迫老年人迁居条件低劣的房屋。老年人自有的或者承租的住房，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侵占，不得擅自改变产权或者租赁关系。老年人的自有住房，赡养人有维修的义务。二是赡养人不得要求老年人承担力不能及的劳动。赡养人有义务耕种老年人承包的田地，照管老年人的林木和牲畜等，其收益归老年人所有。三是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老年人离婚、再婚及婚后生活。赡养人不得因老年人的婚姻变化而消除。

本条第四款特别规定了禁止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溺婴不仅仅指父母用水溺杀自己的婴儿，父母杀死自己的婴儿的行为都属于溺婴，包括将婴儿用手扼死、用绳索勒死、活埋、闷死、饿死或冻死等行为。弃婴是指父母对自己的婴儿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的行为。１９８０年婚姻法只规定了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本次修改婚姻法，又增加了禁止弃婴的规定。溺婴和弃婴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漫长的历史时期，有些劳动人民因为生活窘迫，无力抚养子女而被迫溺婴或者弃婴。还由于存在着男尊女卑的制度和思想，在生育问题上重男轻女，因而溺、弃女婴较多。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婚姻法的贯彻执行，溺婴和弃婴的现象已大为减少，但并未完全绝迹。目前，仍有人出于传统偏见，为了想生男孩而溺、弃女婴，有的为了逃避抚养责任而抛弃患有先天性疾病、残疾的婴儿。认真贯彻婚姻法的这一规定，对于保护婴儿的生命、实行计划生育具有重要意义。

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是法定义务。除本法规定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八条中也规定，父母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子女，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的未成年子女；禁止溺婴和弃婴。根据这些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从子女出生之时开始，不论男婴、女婴，不论是否患有重病、是否有残疾，父母都有义务予以抚养，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溺婴属于杀人罪，应被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弃婴构成遗弃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如属于虐待，构成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使婴儿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姓名是以确定和代表个体自然人并与其他自然人相区别的文字符号和标记。姓名是自然人人身性格特征的重要标志，是自然人姓名权的客体。姓名的意义在于，姓名在法律上使一个自然人与其他自然人区别开来，以便于其参加社会活动，行使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和承担相应义务。姓名包括姓和名。其中姓是一定血缘遗传关系的记号，标记着个体自然人从属于哪个家族血缘系统，也可以说姓氏是表示个人同一性的称呼。《辞海》中，“姓”是指“标志家族系统的称号”，并举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还有一个词与“姓”相关，就是“姓氏”。姓氏是姓与氏的合称。秦汉以前，姓和氏是不同的概念，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是用来区别贵贱，贵族有氏，不是贵族的只有名而无氏。姓是用来区别血统，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相同而姓不同的，可以通婚，姓相同而氏不同的，不可以通婚。秦汉以后，姓氏合一，不再区别。如《史记》中说，秦始皇：“姓赵氏”，汉高祖为“姓刘氏”。现在姓氏一般就是指姓，常见“按姓氏笔划为序”等表述。

子女的姓是其身份的标志。在中国历史上，一般子女随父姓，女子婚后在自己的姓前冠夫姓。这与历史上形成的继承制度有关。在奴隶制社会就形成了父承子继的继承制度，在封建社会，土地和其他财产，都是按照血缘、宗族关系建立起来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分配的，因此在奴隶制继承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宗祧继承，强调由嫡长子继承，这实际上是按照封建血缘宗法制度建立的继承制度，而且封建继承还包括身份的继承，如爵位继承、官员袭荫和食封继承等。这些制度就严格要求了婚生子女必须随父姓以证明其血统和血缘。这种封建性做法曾经受到当时许多国家的认可，有的还在法律中予以规定。如在英国，根据习惯，一个人如婚生的，则取父姓，如果是非婚生的，则取母姓。在十九世纪初，普鲁士法、奥地利民法和萨克逊民法中规定，嫡生子冠父姓，私生子冠母姓，弃儿由官吏命名。在资本主义社会，废除长子单独继承的制度，所有子女都是继承人，继承的主要是财产而不是身份，而且随着遗嘱继承的发展、完善和亲子关系制度的确立，法律上也不再强调子女只能随父姓。如德国民法典规定，子女以其父母的婚姻姓氏为出生姓氏。如果是非婚生子女，生父母对其有共同的照顾权，可以确定父亲或母亲的姓氏为该子女的出生姓氏。如果父母在子女满五周岁之后确定婚姻姓氏，则婚姻姓氏在子女同意接受此姓氏后方得成为该子女的出生姓氏。但在有些国家，还是以子女随父姓为原则。

我国在国民政府时期，民法中曾规定，子女从父姓，赘夫的子女从母姓。后来修改为：子女从父姓。但无兄弟的，可约定其子女从母姓。赘夫的子女从母姓，但可约定其子女从父姓。我国在1980年婚姻法第十六条中，则明确规定了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这是主要考虑到夫妻男女平等，夫妻双方对其子女的姓氏应有同等的决定权。而且又考虑到中国人基于传统上子嗣观念，每当连生女孩后，还想生男孩，这样做，不但有违家庭计划生育原则，也不利于母亲的身体健康，增加家庭负担。规定子女可从母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遏制无节制生育的弊害。

非婚生子女，大多随母姓，也可以随生父的姓。继子女可以保留自己原来的姓，即其父或母再婚前使用的姓，也可以随后父或后母的姓。如果继子女已有辨别能力的话，应当尊重其自己的意见。如果继子女小时候，改随后父或后母的姓，其成年后，有权利改回其原来使用的姓。在收养关系下，随着收养关系的成立，养父母子女关系确立，作为身份关系的一种标志，养子女的姓氏应当发生相应的变化，以表明其身份关系的变化。因此收养成立后，养父母可以改变养子女的姓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养子女可以保留原姓。同时该条又规定，养子女可以随养父的姓，也可以随养母的姓，这与本条规定是一致的。

在1980年制订婚姻法时，法律对“未成年子女”没有明确的界定。但在这之后，1986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根据该规定，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就是未成年人。１９９１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未成年人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根据这些法律规定，本条所称的未成年子女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子女。

所谓的保护，是指父母应当保护其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预防和排除来自外界的危害，使其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处于安全状态。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了监护人的基本职责是：“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根据该规定，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的保护主要包括人身保护和财产保护。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保护主要包括：照顾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保护其身体健康；保护未成年子女的人身不受侵害；为未成年子女提供住所等。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保护主要指为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管理和保护其财产权益，除为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外，不得处理属于该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如果父母未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造成未成年子女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还体现在，父母代理其未成年子女进行民事活动。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未成年人是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未成年子女只可以独立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或者健康状况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活动应当由其父母进行代理，或者经父母同意后进行。当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其父母有权以法定代理人身份提起诉讼，维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本条的“教育”侧重于管教的意思，是指父母要按照法律和道德要求，采取正确的方法，对其未成年子女进行教导，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其目的是为了保障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未成年子女是未满18周岁的人，不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处在未完全成熟时期，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也尚未完全形成，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都很弱。在这个时期，他们极易接受外界的不良影响，养成不良习惯，实施不良行为。因此父母应当加强对其未成年子女的教育，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培养他们的良好品行，增强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保证他们的心理健康。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教，应当从小抓起。儿童时期正是开始学知识、长见识的时期，也正是思想活跃，但是非观念模糊的时期，容易接受好的东西，也容易接受坏的东西。从这个时期开始对未成年子女进行理想、道德、法制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这样就可以用好的、美的、正确的东西，去占领他们的内心世界，保障他们身心健康地成长。当前，在社会上仍然存在不少妨害未成年人勤学向上、健康成长的消极因素。如一些企业和场所违法经营，渲染暴力、淫秽、色情内容的非法出版物屡禁不止，吸毒、卖淫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等。这些丑恶社会现象，不仅严重地污染了社会风气，危害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也为未成年人误入歧途，走上犯罪，提供了不良土壤。父母应当就不良行为的性质、范围、危害等对未成年子女进行专门教育，使其树立防范意识；对于已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子女，则应当加强教育约束，制止和纠正其不良行为。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教应当尊重其人格尊严，根据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教育和管束。虽然在管教过程中，父母可以对未成年子女使用适当的惩戒手段，但不得对其使用暴力或以其他形式进行虐待。

父母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也是法律规定的家庭义务。因为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培养未成年人的良好品行，也是维护社会安定，发展社会主义法制，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的需要。同时考虑到家庭的环境和父母的品行，对未成年人的成长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窗口，是未成年人出生后的第一所启蒙学校，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第一任启蒙老师，未成年子女生活的主要环境就是家庭，所受到的最初教育就是父母的教育，父母的言传身教，对未成年人的心理、个性、道德品质、理想、情操的形成，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父母一般是和其未成年子女生活在一起，照料他们的衣食住行，而未成年子女对其父母有着很大的依赖性，使父母便于了解他们的行为情况，便于掌握他们的心理和要求，有利于及时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基于上述原因，有些法律明确规定了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管教和保护的职责。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的规定，父母应当根据其能力，同国家、社会、学校一道对其未成年子女进行理想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培养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和其他腐朽的思想侵蚀。该法第十条又规定，父母应当以健康的思想、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其未成年子女，引导其未成年子女进行有益身心的活动，预防和制止未成年子女吸烟、酗酒、流浪以及聚赌、吸毒、卖淫等不良行为。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十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负有直接责任。该法第十四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教育未成年人不得有下列不良行为：（一）旷课、夜不归宿；（二）携带管制刀具；（三）打架斗殴、辱骂他人；（四）强行向他人索要财物；（五）偷窃、故意毁坏财物；（六）参与赌博或者变相赌博；（七）观看、收听色情、淫秽的音像制品、读物等；（八）进入法律、法规规定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营业性歌舞厅等场所；（九）其他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的不良行为。该法第十五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教育未成年人不得吸烟、酗酒。任何经营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该法第十九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让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居住。该法第二十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不得放任不管，不得迫使其离家出走，放弃监护职责。未成年人离家出走的，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及时查找，或者向公安机关请求帮助。

这些法律也对父母未能履行监护职责的责任作了相应规定。如民法通则第十八条中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和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二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如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和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并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另行确定监护人。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父母未能履行监护职责，放任其未成年子女的违法犯罪的不良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父母予以训诫，责令其严加管教。该法第五十条规定，父母让其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子女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的，由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父母予以训诫，责令其立即改正。

根据本条的规定，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由父母双方行使，这也是男女平等和夫妻家庭法律地位平等的体现。在我国奴隶和封建社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强调父权和父治，要求子女服从父亲的管治，奉行“父为子纲”、“子不教，父之过”，子女一般也没有独立的财产，家中的财产一般由父亲全权支配。母亲在家庭中一般没有什么权利，亲权集中由父亲行使。在国外，早期的资本主义立法也把亲权单方面授予父亲，如１８０４年的法国民法典第３３条就规定，父母婚姻存续期间，亲权由父亲单方行使。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亲权逐渐摆脱了家族主义和父权的束缚，许多国家在立法上规定了共同亲权原则，如法国民法典第３７１条规定，父母有权保护子女的安全、健康及道德品行。父母对子女负有照管、监督及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父母承担民事责任。１９８０年婚姻法只规定了父母承担经济赔偿的责任，这次修改婚姻法时，考虑经济赔偿责任有些窄，于是修改为“承担民事责任”。这样规定，不仅充分保护受害一方的合法权益，而且可以增强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管教的责任感。至于承担责任的条件、方法等，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父母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如果未成年子女有自己的财产，造成他人损害时，从其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其父母赔偿。

父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是赔偿经济损失，除此之外，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还有以下几种方式：（一）责令其未成年子女停止侵害；（二）排除妨害；（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做、更换；（七）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八）赔礼道歉等。这些民事责任，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如儿童甲在玩闹中，将儿童乙的手打伤。儿童甲的父母应当承担儿童乙的治疗费用，并应当带着甲向乙赔礼道歉。又如，某小学生甲在踢足球时，把教室的玻璃打破了，甲的父母应当向学校赔偿损失，或者负责更换新玻璃。

在我国，继承权的主体是公民（自然人）。在本条里是指夫或妻、父母子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配偶、子女、父母同属第一继承顺序。同一顺序的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也就是说，配偶、子女、父母的继承权是平等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同一顺序的继承人继承的份额也不是绝对均等的。如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受到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继承权的客体是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包括死者遗留下来的财产和财产权利。我国继承法所确立的继承制度，是单纯的财产继承制度，与以前封建社会中的宗祧继承制度根本不同。在宗祧继承制度中，身份继承、祭祀祖先的继承和财产继承三者一体，身份继承、祭祀祖先的继承居主导地位，财产继承是身份继承、祭祀祖先的继承的附属物。宗祧继承实质是男子为中心的嫡长子继承制。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宗祧继承的旧制度，确立了单纯的财产继承制度，这也是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继承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如个人承包应得的收益。

夫妻互相享有继承权，是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中地位平等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妻子在继承问题上基本处于无权地位。在“父死子继”的宗祧继承制度下，否认女子的继承权，丈夫死后，其遗产首先由其儿子继承，妻子只有在不改嫁的前提下，才能管理丈夫的遗产。只有在丈夫死后，其财产又无别的男子继承，成为“绝户产”时，妻子才能继承丈夫的遗产。但是由于封建社会中多妻制和收养制存在，真正成为“绝产户”的可能性非常小。同时，由于当时还盛行“立嗣”制度，又进一步从根本上排除了妻子继承财产的可能性。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婚姻法，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原则，在继承问题上，彻底废除了以男子为中心的宗祧继承制度，在法律上赋予女子与男子同等的继承权。198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配偶与子女、父母同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

夫妻间的继承权是基于婚姻的法律效力产生的，是以夫妻的人身关系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只有具备合法婚姻关系的夫妻双方，才能以配偶身份继承对方的遗产。如双方属于婚外姘居的，如“包二奶”的情况下，双方就不享有相互继承权。在实践中还应当区分以下几种情况：（一）男女双方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并依法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由于种种原因未同居生活。这种情况下，双方是合法婚姻关系，一方死亡时，生存的另一方仍可以以配偶身份继承对方的财产。（二）在现实生活中，男女双方依法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尚未举办婚礼，这在法律上仍是合法的婚姻关系。如果这时候一方死亡，生存的另一方仍可以以配偶身份继承对方的财产。（三）双方的婚姻根据本法属于无效婚姻的，如重婚，一方死亡时，生存的另一方不享有继承权，不能以配偶的资格继承对方的财产。（四）双方婚姻根据本法属于可撤销婚姻的，如果婚姻未被撤销之前，一方死亡的，生存的另一方可以继承对方的财产。

夫或妻一方死亡时，继承开始，首先要确定哪些财产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被继承人的财产一般包括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份额以及其个人财产。共同财产主要是指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包括：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等。夫妻可约定其个人特有财产全部归共同所有或部分共同所有，这部分财产也属于共同财产。夫妻个人财产主要包括一方的婚前财产；因一方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和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在分割遗产时，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另有约定外，应当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也就是说，被继承人的个人财产、共同财产的一半为其所有遗产，如果丈夫生前没有立遗嘱，其生存的配偶与其他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包括被继承人的子女、父母按照法定继承均分其遗产。如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为１２万元，丈夫的个人财产有３万元。双方没有财产约定。丈夫去世后继承遗产时，应当将１２万元的共同财产的一半即６万分出归妻子所有。余下的６万元和被继承人的３万元个人财产共９万元作为遗产。如果被继承人还有一个儿子和父母，妻子应当与他们均分，妻子应得３万元的遗产。当然，夫妻可以在生前约定其共同财产的分割，如约定无论谁先去世，共同财产暂不分割，等都去世后，由继承人继承。也可以约定夫妻财产在继承分割时，其中三分之二归生存方所有，三分之一作为去世方的遗产。如果夫妻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作出此类约定，法律应当尊重其约定。

根据本条规定，夫妻一方死亡后，生存的另一方依法继承死者遗产后，就取得了该财产的所有权，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利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占有、使用和处理该财产，如果再婚，有权带走或处分其继承的财产。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再婚的，有权处分所继承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根据该规定，寡妇因再婚离开原家庭时，有权将其继承其亡夫的财产带走。

养父母是指收养他人子女为自己子女的人。养父母与养子女虽不是己身所出的血亲，但基于收养关系的确立并对子女尽了抚养义务，是拟制血亲，与亲生父母处于同等的继承地位。养父母对养子女而言，只要他们之间的收养关系没有终断，权利义务依然存在。养父母离婚的，双方仍然对养子女进行抚养的，仍可以继承其养子女的财产。如果养父母离婚，养子女归一方抚养，未尽抚养义务的另一方不能继承养子女的财产。

继父母如果尽了抚养义务，与继子女之间产生一种特殊的拟制血亲。尽了抚养义务的继父母在继承上与亲生父母处于相同的法律地位。如果继父与生母离婚，继子女随生母生活，继父与继子女之间的抚养关系终断，继父与继子女之间的血亲关系消灭，继父不享有继子女的财产继承权。反之继母与生父离婚，继子女随生父生活，继母与继子女之间的抚养关系终断，继母与继子女之间的血亲关系消灭，继母不享有继子女的财产继承权。

继子女是夫妻一方对另一方与其前夫或前妻所生子女而言。继子女与继父或继母之间形成了抚养和赡养关系，继子女对继父或继母的财产有继承权。如果继父与生母或继母与生父离婚，继父母不再抚养继子女，原继子女也不再赡养原继父母，原继子女不享有对原继父母财产的继承权。还有一点要注意，因为亲生父母子女之间的天然血亲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灭，因此，有抚养和赡养关系的继子女在继承继父母遗产的同时，仍然有权继承自己生父母的遗产。但是，如果有赡养能力和赡养条件的继子女对其生父或生母未尽赡养义务，在遗产分割上，就应当少分或不分。

作为继承人的子女，不论性别，不论已婚还是未婚，都平等地享有继承权。在我国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女儿出嫁后，由于一些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如女儿不能传宗接代，出嫁后，不能在娘家顶门立户等，存在着忽视或取消已婚女儿的继承权现象。按照本条和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法律保护已婚女儿合法的继承权利。如果女儿出嫁后，赡养其父母的义务主要由她的兄弟们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已婚女儿往往就不提继承父母财产的要求了，这可以看做是其放弃继承权。这种情况，既符合继承法中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符合一般情况和不少地区的风俗习惯。

关于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分阶段的发展过程。早期为了保护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各国对非婚生子女普遍采取歧视的态度，不仅在法律上没有给他们应有的权利，而且在现实生活中非婚生子女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虐待。比如，英国普通法上规定，非婚生子女不属于任何人的子女，其父不负有抚养的义务。法国1806年的民法典中也规定，非婚生子女不得请求其父认领，非婚生子女不得主张婚生子女的权利、非婚生子女不得为继承人。对于认领过的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同时继承时，其继承的份额仅为婚生子女的三分之一。二十世纪初，人们开始认识到非婚生子女的出现是基于其父母的过错和责任，非婚生子女本身是无辜的，因此，法国率先取消了“禁止搜索生父”的规定，此后，德国等一些国家也陆续在法律中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具有相同的待遇。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人权思想的深入，同时为了防止遗弃私生子导致的社会混乱，英国、德国、波兰以及北美等国家均加大了对非婚生子女保护的力度，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和处境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对于非婚生子女的歧视和危害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家庭内部的歧视和迫害。当非婚生子女的生母或生父与第三方结婚，非婚生子女一般也会随父亲或母亲来到新的家庭。由于非婚生子女的加入涉及到家庭财产的分割等若干利益冲突，非婚生子女往往受到新家庭成员的歧视和虐待。另一方面是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歧视和迫害。虽然近些年来人们对非婚生子女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仍然有一些人还是将对非婚生子女生父母行为的异议和鄙视，发泄在非婚生子女身上，致使一些非婚生子女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据某报报道，一非婚生女和其生母生活二十多年，对自己的身份一直不明真相。该女工作后，一次与一位同事因工作之事发生争执，对方大骂该女是强奸犯的后代，事后又多次在单位散布同样的言论。虽然其说法基本属实，但对该女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致使该女不堪忍受舆论的压力，跳楼身亡。因此，对于非婚生子女而言，其所在的幼儿园、学校、工作单位及住所地对其成长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各方面不仅不得歧视和迫害非婚生子女，还应当认识到非婚生子女是无辜的，他们的身份不是自己所选择的，社会各界应当对于当事人的隐私给予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给非婚生子女更多的关爱，以弥补他们在家庭生活中的缺憾。总之，给非婚生子女一个健康的生存环境，应当成为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

婚姻法修改之前，仅规定非婚生子女的生父应当负担其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这主要是由于当时非婚生子女一般都是随生母生活，因此，法律上需要强调生父应当承担的责任。但是，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非婚生子女随生父生活的情况，这就要求法律对这种情况作出规定，明确其生母在此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否则，会造成非婚生子女父母双方法律地位的不平等，无法充分保障非婚生子女的健康成长。因此，这次婚姻法对此问题作出了修改，明确只要不与非婚生子女生活在一起，未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不论是生父还是生母，都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到该子女独立生活时为止。如果不与非婚生子女生活在一起的一方拒绝履行该抚养义务的，那么，非婚生子女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其承担相应的义务。我国某法院曾处理过一起要求生父支付抚养费的案件。原告是两个未成年的姐妹，是其母李某与王某在恋爱期间所生，后来李某与张某结婚几年后，两原告一直与其生母和张某共同生活。几年后张某提出与原告的生母李某离婚，并以两原告不是其所生及经济困难为由拒绝抚养两原告。为此，两原告诉请人民法院，要求其生父王某承担抚养义务。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为，被告王某系两原告的生父，又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非婚生子女的生父应当负担子女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所以，被告王某应当承担两原告的抚养义务。后该案经人民法院调解，被告王某同意按每月每人30元付给两原告生活费，直到两原告满十八周岁。

我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继承法的这一规定，使我国的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在继承时与婚生子女完全享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使非婚生子女不会因为其出生问题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继承财产时不分或者少分。同样,在非婚生子女的父母继承非婚生子女的财产时，他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也完全等同于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对于非婚生子女的问题，一些国家都规定了准正和认领制度，以确认非婚生子女与生父之间的关系，使非婚生子女婚生化。所谓准正是指已出生的非婚生子女因生父母结婚或司法宣告而取得婚生子女资格的制度。准正的形式有两种，第一种形式是因生父母结婚而准正。这项制度各国法律的规定有所区别，德国、秘鲁等国家仅以生父母结婚为准正的条件；法国、日本、瑞士等国家则以生父母结婚和认领为准正的双重要求。第二种形式是因法官宣告而准正，即男女双方订立婚约后，一方死亡或有婚姻障碍，使婚姻准正不能实现时，可以依照婚约一方当事人或子女的请求，由法官宣告子女为婚生子女。德国等国家采取的是这种方式。非婚生子女通过准正的方式取得了婚生子女的资格，但发生效力的时间有所不同。法国等国家规定，从父母结婚或法院宣告为婚生之日起起算；日本、德国、瑞士等国家则规定自子女出生之日起发生婚生效力。所谓认领制度是指通过法定程序使非婚生子女实现婚生化的法律行为。认领通常是在非婚生子女无法准正的条件下出现的。认领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任意认领，即生父承认自己为该非婚生子女的生父，并自愿对其承担抚育义务的法律行为；另一种是强制认领，即当非婚生子女的生父不主动认领时，有关当事人诉请法院予以强制认领的制度。强制认领有一定的诉讼时效，瑞士等国的法律规定为从子女出生时起算为一年，法国的规定为二年。我国此次修改婚姻法对非婚生子女的准正和认领制度都没有作出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生父母在子女出生后补办结婚登记的，一般该子女均视为是婚生子女。至于强制认领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过，一些非婚生子女的生母诉请人民法院通过亲子鉴定的方式来确认其子女的生父，以要求其生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目前亲子鉴定的准确率也越来越高，通过鉴定证据确凿的，法院可以强制要求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按照法律的规定负担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直至子女独立生活时为止。